湘潭雨湖公园杨度雕像

纵观杨度一生，“选择”二字或许是他最为鲜明的标签。

他参与维新变法，力主清末立宪，后支持孙中山，最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他看似“善变”，实则内心坚定，想施展抱负医民救国。

100多年前，杨度以一首《湖南少年歌》，道尽了湖湘儿女的爱国之情和湖湘精神中忠诚、担当、图强的鲜明底色。

而他自己的故事，则要从湘潭石塘说起。

1875年，杨度出生在一个湘军家庭。因父亲早亡，伯父杨瑞生便承担起父亲的职责，抚养杨度兄妹。杨瑞生早年跟随祖父参加了湘军，后曾任湘军总兵。

“杨度属于正宗的湘军后代。”湖南大学杨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聘任研究员何歌劲介绍，因为家境相对富裕，少年时代的杨度是在优质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。

“湘军家族的教育重文也重武。”何歌劲说道，杨家不培养单纯意义上的武夫，而是有勇有谋、能文能武的大家，同时讲究学以致用。

杨度故居遗址

也就是在这期间，杨度认识了李大钊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。在与李大钊的交往中，杨度逐渐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

“可以说这个时候，杨度找到了真正的救国之道。”何歌劲说。

李大钊被捕后，杨度变卖家产解救。李大钊牺牲后，杨度又变卖家中首饰，接济牺牲的革命人士的子女，留下了“毁家纾难”的佳话。

1929年，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直到1931年去世，他利用特殊身份，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。

杨度之女杨云慧曾这样总结父亲的一生，“一个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有时非常曲折。但是，只要他真心爱国，即使像我父亲那样顽固的君主立宪派，最后还是捐弃成见，投身到无产阶级阵营中。”

杨度的“倔”也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，他始终支持孩子们走实业救国道路。

1913年，他将两个儿子杨公庶、杨公兆送往德国留学，临行前，特意叮嘱他们把科学技术学好，回来挽救当时落后的中国。

杨公庶学化学，杨公兆学地质，两人都获得了博士学位，并在学成后回国，为当时中国的实业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杨度故居遗址石碑

村民许世芳说，自己的姥姥曾在杨家做女工，从16岁做到了70多岁，照顾了杨家三代人。

“姥姥说，杨家对村里人非常好，大家有困难去找杨家，基本都能得到帮助。”许世芳说。

岁月轮回中，杨度故居已难见片瓦，但杨度的故事始终在村里流传，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湘潭人。

今年25岁的湘潭人张钰汐说，“小时候就听过那句‘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是湖南人尽死’，每次听到这句话时，都为自己是湖南人而骄傲。长大后了解到杨度的经历，也被他的坚持所打动。”

张钰汐正在湘潭大学读书，“我希望自己毕业后，以所学所思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。”

“帝道真知，如今都成过去事；医民救国，继起自有后来人。”杨度在病中自撰的这幅挽联，一方面讲述了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历程，另一方面寄希望于“后来人”。

如今，其子孙后代虽散居世界各地，但都在相关领域取得了成就。

杨度的长孙杨友龙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，后来任北京市经委总工程师，兼任清华大学教授。

次孙杨友麒成为了第一个到国外去学计算机化工应用理论的专家，回国后，也成了该领域的权威。

沧海桑田，百年转瞬而逝。

站在“杨度故居遗址”石碑前，人们似乎能看到满怀抱负却踽踽独行的杨度。幸运的是，他期待的“医民救国”，被“后来人”实现了。

这座石碑记录着的，不仅仅是一座故居、一位名人，一同被镌刻的，还有那首响彻时代的、朝气蓬勃的《湖南少年歌》。

来源：红星云

校对：彭兵